中东国家的贸易潜力
2014年油价暴跌的影响仍在中东地区回荡。油价高企时的十年富足已被持续两年的财政危机取代，而痛楚还在这一地区继续。例如，在石油储量丰富的海湾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0.9%，而2016年为2%，原因是石油出口国削减产量以支撑低迷的油价。
然而，经济学家们看到了有望复苏的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最新的对中东的展望中预计，2017年海湾地区的非石油增长将从去年的2%增至3%。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尤其希望通过加强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来提振增长。作为本地区最大的经济体，沙特在经历两年削减支出以弥合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之后迫切需要一轮复苏。沙特私营部门一直过于依赖政府支出，现在该国热衷于在投资和贸易方面开辟新渠道。
5月，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选择沙特作为上任以来首次海外出访目的地，双方达成了价值高达380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1100亿美元的军火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沙特将购买美国商品（包括为本国石油业的采购），并向由黑石(Blackstone)管理的一家美国基础设施基金投资200亿美元。沙特也在寻求资本流入本国经济，这些交易包括一项60亿美元的承诺——在沙特组装150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的黑鹰(Blackhawk)直升机。
特朗普访问沙特期间，沙特石油部长哈立德•法立赫(Khalid al-Falih)表示：“两国政府都将敞开大门。”他还表示，沙特国内被称为“2030年愿景”(2030 Vision)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进程，将推动资本流入，便利外国投资者做生意。
在设法实现国内经济基础多样化、摆脱对西方盟国传统依赖的过程中，沙特也在转向东方。
今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King Salman bin Abdul Aziz al-Saud)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价值65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建设炼油厂和石化厂的计划。作为沙特原油日益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国在中东错综复杂的冲突中保持着自身利益的平衡，与沙特的敌人伊朗也保持着密切关系。
密切关注着沙特国王此次访华（此次亚洲之行还包括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还有其他海湾国家，这些国家也在探索与中国发展更深入的贸易关系。在阿联酋，迪拜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占贸易的13%），紧随其后的是占比7.4%的印度和占比6.7%的美国。
迪拜正遥望中国，希望能为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由亚洲、中东和非洲进入欧洲的新贸易路线提供便利。迪拜成功的“自由区”——为在此开设业务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吸引了从工业到媒体、技术等众多公司。
“我们正迅速走向一个‘后石油时代的阿联酋’，”迪拜王储谢赫•哈姆丹•本•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Sheikh Hamdan bin Mohammed al-Maktoum)最近表示，“我们正在进一步使经济多样化，吸引更多投资。”
迪拜的金融“自由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寻求的自身定位是所谓南南贸易走廊的中心，这条走廊由相互进行贸易（而非与西方国家）的新兴经济体组成。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表示，这里活跃的注册公司数量已从2015年的1445家增至2016年的1648家。其中，受监管的金融公司数量增加了10%。
在入驻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公司中，约11%来自亚洲，预计这一比例还将上升。去年，该中心约60%的增长来自新兴市场机构。
“经由迪拜进入阿拉伯世界的不断增加的贸易路线中有许多都是由中国带动的，中国还在为广大中东地区、非洲及南亚地区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执政官伊萨•卡兹姆(Essa Kazim)说，“为南南走廊的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仍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先任务。”
卡兹姆表示，总体上，阿联酋对于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潜在利益感兴趣。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重建历史上从中国经由亚洲、非洲到欧洲的陆地和海上贸易线路。
迪拜世界港口拟与“一带一路”接轨
迪拜世界港口公司(DP World)的首席执行官苏尔坦•艾哈迈德•本苏拉耶姆(Sultan Ahmed Bin Sulayem)没有这种担忧。他把中国大举重塑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举动视为一个商机，可能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中国的眼界正在改变，”本苏拉耶姆表示。他是迪拜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
例如，迪拜世界港口公司刚刚发出了从英国到中国的首列直达货运列车。今年4月，该列车从迪拜世界港口公司位于泰晤士河口的伦敦口岸(London Gateway)出发，满载着从威士忌酒到药品等英国产品，经过3周时间抵达中国东部城市义乌。
迪拜世界港口公司力求将其全球运输网与中国预计投入“一带一路”项目的9000亿美元投资实现接轨。“我们将与中国人合作，让我们的港口准备就绪，”本苏拉耶姆表示，“他们需要建设数千公里的铁路网才能使整个网络运转起来。”
在中国拥有4家合资公司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表示，中国的工资成本每年上涨20%。这种成本上升致使北京方面把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放在国内成本较低的城市（比如位于中国西北部的乌鲁木齐），甚至境外的缅甸、印尼和柬埔寨。
“这些地区像雨后春笋一般迅速发展，将为欧洲和西方生产商品，”本苏拉耶姆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