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2-11
人民币入篮
终于，人民币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在此之前这个术语鲜少成为新闻焦点。此事之所以吸引了众多关注，是因为许多人将此视作对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承认。人民币是这个精英货币篮子纳入的第一个新兴市场货币，也是SDR创立近50年来第一个新成员。加入SDR一直是中国孜孜追求的目标，但它从金融意义来说基本仍是象征性的，人民币要想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还需要几十年时间。
鉴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人民币纳入储备货币篮子——加入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行列——似乎显得顺理成章，而且这或许可视作西方金融大国送出的一份礼物，但这份礼物也承载着沉重的负担，可能会让北京方面为此后悔。根据IMF的达标规定，新进入者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候选者必须是主要贸易大国，这一点中国明显满足。此外候选者的货币必须“可自由使用”。第二条最初被理解成“可自由兑换或交易”，如果照这样解释，人民币就不符合资格，因为中国存在广泛的资本控制。但IMF给出的解释是，“可自由使用”指的是广泛应用于国际交易，鉴于人民币在贸易融资、货币互换以及外汇现汇交易上的使用，第二个条件也满足了。
各大国愿意支持人民币加入SDR似乎有些出人意料，毕竟它们过去在全球经济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严厉态度，包括要求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指导原则。但这并不是真的让步，因为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以将人民币纳入SDR作为一种手段，以推动中国进行更多市场改革，尤其是改善其国内金融市场，消除其资本管制。
在此期间，除非人民币在全球变得更容易获得，否则IMF关于人民币应满足“可自由使用”条件的原则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但对于一种货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变得容易获得有多么困难，人们还缺乏认识。美国靠背负巨大的贸易逆差，并用美元来支付，才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美国还通过援助计划提供美元资金。中国不会想将贸易顺差换成贸易逆差，况且一个发展中国家向较富裕国家捐资本身也不符合逻辑。北京方面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部借款者更加全面地开放资本市场，让他们能购买人民币。对于中国发展程度相对不足、监管不完善的市场来说，这样做很可能会增加波动性及风险。
推动人民币发展为一种国际货币，意味着北京方面要满足较近期的增长和稳定需要将困难得多。让人民币扮演国际货币角色——这意味着保持坚挺、稳定——与允许市场力量决定汇率以顺应周期性变化是相冲突的。当局不可能两者兼得，除非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管理汇率调整。
现在的主要挑战是要保持一定程度的汇率稳定，同时允许市场力量发挥作用。中国目前似乎陷入了一个无人区。如果北京方面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很可能会受到美国方面批评，美国仍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而且中国还会受到邻国的指责，这些国家会认为中国进行竞争性货币贬值以保持贸易优势。但鉴于人民币汇率与美元的关联性，美国以外的市场观察家大多都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高估了，理由包括其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大规模贬值，以及随着中国投资者寻求多样化投资，资本很可能会继续外流。
但还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既达到扩大人民币在境外使用的目标，同时使人民币转向更加基于市场的波动。这个方法就是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区域贸易和投资模式上。中国近一半的贸易与加工相关，包括从其他东亚国家进口零部件在中国组装然后销往西方。部分亚洲国家的货币与人民币的紧密性已经超出了与美元的关系，意味着人民币已可以用作“参考货币”(reference currency)。亚洲整体上将受益于人民币的更广泛使用，借此提高贸易效率，降低区域内贸易的汇率风险。
作为参考货币，人民币应脱离与美元的密切关联，而与亚洲各国货币的走势更加一致。这可能会造成一些贬值，但应该循序渐进的、通过更灵活的汇率调整来完成，而不是在短短几日内出其不意地仓促进行大规模调整。如此一来，人民币走势相对于中国在亚洲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将较为稳定，相对于美元将更加灵活。
塑造国际货币新秩序
中国崛起对全球金融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根本性挑战。几十年来，全球货币体系的裁决者一直是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它们的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它们开放的资本市场是以法治约束的。
而中国在各个方面上都与它们不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一直努力限制其货币兑换自由，并保护其国内资本市场不受外国资本和影响的干扰。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其精英储备货币篮子，代表了一个潜在的关键时刻。前IMF经济学家、中国部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称这是“国际金融史上的重大事件”，他还表示：“这代表人民币向全球储备货币地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将对全球货币市场以及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逐步但显著的影响。”
不过，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仅是该货币在中国境外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表现之一。“红钞票”已成为日益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价值储存手段以及中国经济相关资产的投资工具。
从以上所有因素来看，2015年成了人民币标志性的一年。虽然人民币在8月份意外贬值，而且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也引起种种担心，但人民币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最常用的支付货币。据支付服务提供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以价值计算，人民币7月在全球支付中占比2.34%，8月升至2.79%，高于日元的2.76%。
目前人民币在中国自身贸易的结算中占比24.6%，投资银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预计至2017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38%，2020年将升至46%。对于那些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投资者来说，持有人民币的主要好处是可以借此进入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该市场的收益率常常比欧美市场高出好几个百分点。据官方数据统计，2014年底海外基金公司持有中国国内债券7130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78%。这一数字与中国债券市场整体规模相比并不大，但与其他的地区本币债券市场的资本总量相比已经非常庞大。
北京方面依然对哪些境外机构能在国内市场投资保持谨慎。它仅允许各国央行、主权财富基金、多边组织以及其他仔细挑选的机构进入其银行间债券市场。同样，中国股市依然禁止境外机构的全面参与，只是为被其视为“合格的”大约320个机构投资者发放有限参与的配额。
汇丰银行(HSBC)的全球新兴市场外汇研究部门主管保罗•梅克尔(Paul Mackel)表示，人民币加入SDR不仅应该消除外界对人民币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某些担忧，它还会鼓励北京继续向外国机构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这一进程进而应会说服各国央行在其外汇储备中增加持有人民币的比例。马克尔表示，尽管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可能是14%，意味着日元的权重可能降至8%左右（IMF最新宣布的人民币权重是10.92%——编者注），到2025年，各国央行大约10%的外汇储备可能由人民币构成。
如果这一切成真，它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当前国际金融的失衡问题，即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储备中的份额不足1%，尽管中国占到全球经济的13%和世界贸易的逾15%。鉴于中国是12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理由预计这些国家的央行将会渴望增加持有人民币。
然而，这些发展没有掩盖如下事实：在SDR货币篮子的货币中，人民币有些另类。IMF的SDR关键纳入标准是，人民币应该可以“自由使用”，这一定义低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满足的“完全可兑换”货币标准。
花旗(Citi)的新兴市场经济学主管戴维•卢宾(David Lubin)指出，北京不打算让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将目标定义为“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并明确表示，“中国正在努力找机会实现的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不再是基于完全或可自由兑换这样的传统概念”。
卢宾表示，实际上中国希望保留限制投机性资本流入的自由处置权，从而限制资本活动以便在国际收支出现问题时进行处理。
卢宾最近在为本报撰写的评论中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想要做的是，温和地重申中国政府在塑造国际货币秩序中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