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3-12
仰光新面貌
“想象一下，十年后的仰光是什么样子？”两杯啤酒过后，我问桌对面的Nay Pont Latt。仰光的19街，像是1990年代的北京三里屯的酒吧街与台北夜市的混合体。密集排列的酒吧、烧烤摊，穿梭的食客、卖唱者，人们围坐在低矮小桌前，饮酒、交谈、吃鸡肉串。
食客也映射出一个重新开放的仰光的新面目。我的隔壁桌是一对意大利情侣，他们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他们来自的那个小城的方位，是这个靴子形国家的最右下方，据说美得令人窒息。他们刚刚去过蒲甘，被那些佛塔惊呆可。他们的旁边则是一个日本家庭，一个脸蛋胖嘟嘟的小男孩绕着桌子跑来跑去，母亲的面孔白皙，父亲头发蓬松。
在20世纪，日本与缅甸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年轻的昂山将军曾期待与日本人合作，驱赶走英国殖民者。在1990年代的局部开放中，日本资金与技术则是缅甸发展的重要力量。当华为、小米的品牌形象出现在路边的小店里时，市中心则矗立着37层的“樱花大厦”。
Nay Pont Latt 短发，英俊，经常性地大笑，身着格子衬衣，腿上是一条松松垮垮的牛仔裤，我总担心它会随时掉下来。他是比Ma Thida更年轻一代的反抗者，出生于1980年。塑造他的事件不是1988年的起义，而是2007年的“袈裟革命”。在那一年，数十万的僧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于军政府的不满。这是自1988年来缅甸最大的一场示威。僧侣在这里的标志意义不仅在国内激起广泛共鸣，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自1947年建国以来，军人、学生与僧侣，就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三个支柱，如今后两者都已公然反对第一个。
Nay Pont Latt的博客成为了外界理解这场运动的重要窗口。他是这个国家最早的一批blogger之一，还开办了两家Internet Café。这在当时的仰光是个彻头彻尾的新事物，新到尚未进入审查部门的眼界。
Nay Pont Latt毕业于仰光科技大学，却一心要成为一个作家。缅甸的军政府拥有世界上最严密、荒唐的审查制度，作为一个年轻作者，他发现自己找不到发表渠道。
当他前往新加坡工作时，发现了博客。这个城邦之国，有着除泰国之外的第二大海外缅甸人社区。自1962年的“缅甸道路的社会主义”实践以来，向外移民就成了就成了最聪明、能干的缅甸人的最佳选择。仰光与新加坡的平行故事，也象征了20世纪后半叶的东南亚的戏剧转变。
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仰光是这个地区最富裕、繁荣、世界性的城市，仰光城区那些沉默、典雅的殖民地风格的建筑群，让人想起上海的外滩或是开罗的法国区。当李光耀在1960年代初访问仰光时，他的梦想是将新加坡变成另一个仰光。但半个世纪过去了，新加坡大放异彩，仰光则沦落在历史废墟中。
“我象是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没有审查，没有人告诉你该删除什么，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回忆起最初的快感。他不仅体验到自由之快感，还在海外缅甸人社区找到了追随者。他的博客成了很多人理解缅甸的窗口。他为此付出代价：他2008年1月被捕，因一个荒唐的、明显被捏造出来的罪行，被判处20年徒刑。接下来，很多网站被禁，博客被认定为非法。
“我没有特别的担心，也不会觉得要坐满20年”，提起六年前的审判，他几乎是笑着说，“监狱是个适合写作的地方，你能集中精神。”
入狱也给他带来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笔会在2010年授予他Barbara Goldsmith 奖（Ma Thida也曾得过这个奖项）；《时代》杂志则评他为“最有影响力的100人”；小说家拉什迪为他撰写了推荐语，称他代表“一代缅甸人在令人绝望的审查中寻求自我的声音”的努力。
荣誉转化成国际压力。四年之后，他出狱了，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到来了。像很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他卷入了政治，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他作为全国民主联盟（NLD）的候选人，在仰光的地方议会中赢得了一个席位。他即将成为一个议员。
作一个议员意味着什么？交通堵塞、电力供应不足、邻里的纠纷、学校经费、弹劾腐败官员……或许还有更多。我们在19街见面时，Nay Pont Latt刚刚从一场冗长、或许也无聊的培训中脱身。这是即将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举措之一。像很多曾经民主转型的国家一样，权力的反抗者们突然变成了权力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丝毫经验，也缺乏运转这些权力的物质支持。
对于这种彼岸花，Nay Pont Latt既兴奋，也感到不适应，他多少觉得，自己丧失了很多自由，或许做一个作家更适合自己。
“变成另一个新加坡”，他这样期待十年后的仰光，他半开玩笑的说，李光耀固然是个独裁者，却“是最好的独裁者”。
提起蒲甘书店，Hunny流露出某种不自在。“那不是真正的书店”，他说，“如果你想的话，我带你去附近的几家。”
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39街上的蒲甘书店是仰光的必去景点，或许就像是旧金山的城市之光、巴黎的莎士比亚一样，它们都是窥视历史的一个窗口，也都出现在《孤独星球》中。
但与世界这些著名的独立书店不同，蒲甘书店以销售盗版书著称。从英国人类学家1940年代的北部考察到昂山素季的最新专辑， 这家不超过15平米的简陋小书店，似乎收集着关于缅甸的所有英语著作。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也占据的显要的位置。多年来，缅甸人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国家。
这些书都惊人地便宜，因为它们要么是快印出来的，要么就干脆是复印的，色彩、纸张都散发着一股廉价的气味。但确是迷人的气味，对于一个不懂缅文的外来者，倘若你想真的的理解这个国家，这似乎是必经之旅。
我也能够想象对于一个信息闭塞的社会，这样一家书店意味着什么。它既是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也是一个通过他人目光理解自己的新视角。想象一下，倘若你生活在1970年代的北京，突然发现了一个收集了费正清、赛珍珠、林语堂、CIA的中国报告、毛泽东的外国传记等作品的角落，那该是怎样的欣喜。
Hunny不准备分享我的这种欣喜，他甚至想回避它。在香格里拉的咖啡厅了，我见到了这个脸颊鼓鼓的年轻人。不过30岁，他已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独立出版人，同时也是一名诗人，是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项目的参与作家。他本名是Myay Hmone Lwin，但他喜欢别人叫他Hunny。他有个柔美、能干的妻子，替他打理着出版社的日常事物，还有个声名卓著的嬉哈乐手哥哥，将传统音乐与说唱乐混合在一起。
17岁那年，他从大学辍学，开设一家小小的出版社。他最初的生意岌岌可危。他挺了过来，而且挺到了审查制度在2012年的终结。他突然发现，他可以出版任何自己想出版的东西。因为一本书的出版，他甚至有了盈余。前总理吴努的回忆录，销出了5万册，这在普遍销量是1千册的缅甸图书市场是个惊人的成就。
吴努也是他敬佩的政治家之一，在某个层面，像是周恩来式的人物，代表着缅甸建国一代中的世界主义、自由开放的一面。他是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理，也支持文学、艺术、出版业。
Hunny也是Ma Thida与Nay Phone Latt的回忆录的出版者。在审查制度废除后，监狱生涯的回忆录创造了一个不错的门类，它也是一个国家自我治愈的一部分。
对于Hunny来说，这一切仅仅是开始。我前往他开设的书店，象一个临时的小仓库，简陋却欣欣向荣。我甚至看到一本缅甸版的鲁迅文集，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野草》。
在仰光所遇到的朋友中，Hunny有一种少见的国际化视野和对外界的真诚好奇心。他刚从新加坡作家节归来，在那里，他分享了缅甸的翻译出版经验。他送我两本文集，一本是他自己的诗集的英译本，另一本则是自1994年起参与爱荷华写作项目的缅甸作家的作品英译集。其中流露的气息让我想起1980年代中国作家们在西方的初次亮相。回忆起三个月的美国经验，他说，那里的年轻人似乎什么也不担心。但在仰光，一个青年要有太多的心思花在日常生活上——交通、食物、前途，忧虑似乎压垮了每个人。
Hunny也对中国颇有热情。Hunny的叔叔是一个缅甸共产党员，当这个组织在1989年解体后，他移居到昆明，在从昆明写来的信中，他不断强调中国有多么伟大，而缅甸处处是失败。Hunny也说起马云与莫言，他们是最被当地知晓的两位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