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10月8日，罗默教授（Paul M. Romer）荣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其奠基的新增长理论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恰在当前，沿循这一规律，全球新经济正在种种迹象之下迎来“蜕变”。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振，新经济兼具“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根据两类效应相对强弱的不同，新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危机十年，“信息优化效应”占主导地位，“技术进步效应”居辅助地位，导致新经济自身发展与经济总体走势并不同步。第二阶段是后危机时代，两大效应地位反转。新经济亟待打破路径依赖，凭借科技革新实现与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展望未来，在市场力量和政策监管的双重引导之下，“蜕变”带来阵痛，更带来新生。在新阶段，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中国新经济发展亦将因此获得相应的比较优势。

    新经济发展的两大效应与两大阶段。根据学理，经济长期增长主要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新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两大正向效应。一是“信息优化效应”。通过纾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新经济以信息流引导要素流动、打破市场扭曲，进而优化资源配置。二是“技术进步效应”。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发力点，充满活力的新企业纷纷涌现，针对新技术的投资提速，从而加快科学技术的进步、转化和扩散，并且这一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显著。

    从两者关系来看，“信息优化效应”本质是现实局部最优化。在“信息优化效应”充分发挥后，则必须以“技术进步效应”为引擎，从较低级的最优化迈向更高级的最优化，才能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从具体实践来看，“信息优化效应”的主要提供者是互联网企业，并集中体现于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提供者则是智能设备和高新技术的研发企业，并据此支撑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虽然“信息优化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相辅相成、同时进行，但是两者贡献的相对大小因时而变。

    展望新阶段，“技术进步效应”将占主导地位，“信息优化效应”则居辅助地位。遵循这一模式，新经济将与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传统领域深度融合，通过大规模改造传统经济金融体系，实现科技进步对全产业链的正向溢出；通过强化创新驱动、服务经济总体，以扩大自身发展空间。从外在表现来看，这一趋势将体现为新经济的自身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总体复苏相关性提高。

    新经济“蜕变”进行时。正如我们此前报告所述，随着全球真实复苏的开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美、欧盟等经济体的供给侧改革竞跑如火如荼。2018年年初以来，出于对新经济“技术进步效应”的渴求，叠加走出危机后政策空间的改善，各国政府正在用疏堵并举的方式，打破上述的路径依赖，推动新经济的发展转型。就美国而言，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信息优化效应”突出的亚马逊公司进行多轮谴责，另一方面则通过税改，引导科技公司的海外盈利回流，反哺国内制造业投资，此外还通过针对知识产权的贸易摩擦，为美国高新技术产业设定护城河。就欧盟而言，2018年5月25日，GDPR正式落地生效，构建了史上最为严厉的个人数据安全保护体系，全方位限制新经济对“信息优化效应”的滥用。

    而中国则稳步强化新经济对智能制造的推动作用，加速引导独角兽回归，构建“独角兽-资本市场-新经济”的正向循环。同时，近年来，对于部分互联网巨头而言，针对这一“蜕变”的布局其实已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例如，百度、谷歌向人工智能大举进军，网易试水现代农业，腾讯、阿里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激烈角力，争相提供对制造业的现代信息技术服务。

    有鉴于此，从全球来看，新经济发展向第二阶段的“蜕变”已成大势所趋。新经济中更富有“技术进步效应”潜力的领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其中，科技革新在供给侧与产业升级的结合，在需求侧与消费升级的结合，都将产生最具活力的投资机遇。遵循这一视角，基于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相对充裕的消费升级潜力，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将在新阶段呈现相应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