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6-05
在大衰退的阴影下
美国和欧洲仍生活在2007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元区危机的阴影之下。更好的政策本来是否能避免这一结果；如果能，会是什么政策？
复苏正在进行，但程度有限。受危机影响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变动现在几乎普遍为正值。但GDP仍远低于根据危机前趋势预测的水平。在多数情况下，增长尚未恢复如初，主要是因为生产率增速下滑。在欧元区，2015年第二季度的GDP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在受危机影响的欧元区成员国，回到危机前的产出水平仍遥遥无期。他们将遭遇“失去的几十年”。
从23个高收入国家的样本出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教授劳伦斯•鲍尔(Laurence Ball)总结称，潜在产出损失大小不一，从瑞士的零到希腊、匈牙利和爱尔兰的逾30%。他总结称，总的来看，2015年的潜在产出将比根据危机前趋势预测的低出8.4%。他指出，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所带来的破坏性大致相当于损失整个德国经济。
鲍尔教授以及最近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安东尼奥•法塔斯(Antonio Fatas)和哈佛大学(Harvard)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做研究的主要结论是，潜在产出的估值在跟随实际产出。这表明，滞后作用——过去经历对后来表现的影响——非常大。造成滞后作用的可能原因包括：长期失业对于就业能力的影响；投资放缓；金融业支持创新的能力下滑；以及动物精神的普遍丧失。
2015年，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詹森•弗曼(Jason Furman)提出了危机后投资水平低下的影响：在危机结束后，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度降至很低的水平。这一点在美国很明显，实际上其投资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的估计值为负。
滞后假说没有得到一致认可。危机后产出长期滑坡至少还有3种其他解释。
首先，有人辩称，信贷热潮使得危机前对潜在产出的估值远远高于可持续水平。对这种观点的一种反驳是，信贷扩张对资产价格的推涨作用远远超过对实际支出的促进作用。前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在他的著作《债务与魔鬼》(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中阐明了这一点。对这种观点的进一步反驳是，这混淆了债务对需求结构的贡献与其对整体供应的影响。
危机后产出滑坡的第二种解释是新技术对产出的影响被低估。然而，即便确实如此（这是可能的），它也无法解释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生产率增速为何大幅下滑。在英国衡量新技术影响的难度也没有相对于美国突然上升。英国是生产率增速受到危机后经济放缓的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而美国是这些新技术的发源地，生产率放缓却相对不严重。
最后一种解释是生产率增速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就放缓了。在美国，事实似乎确实如此。但其他地区则不那么明显。
总的来说，滞后假说非常强大。这就是避免大规模危机并对任何危机做出有力回应、以将经济影响降至最低如此重要的原因。否则，这种恶性循环可能会对趋势造成永久性破坏。
这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此次危机的负面效应本来是否可能更小？危机能否逆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这需要更有力的财政和货币回应，以及对受到破坏的金融机构进行更大规模重组。特别的，欧元区本应做的更好。然而，即便是现在，欧元区也缺乏这种意愿以及所需的机制。
至于产出水平下降和增速滑坡能否逆转的问题，答案必然也是肯定的。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人均GDP就重回延续1929年之前趋势所应有的水平。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财政刺激充当了当时的政策救世主。它无法在和平年代复制。即便如此，回到危机前的增速趋势至少是可能的。对需求的大力支持加上对长期供应的投入（特别是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将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还有证据表明，衰退加剧对繁荣有长期影响。一个结论是迅速采取措施恢复需求至关重要。另外，证据现在明确显示，高收入大国拥有采取果断行动的政策空间。不管很多人曾在2010年说过什么愚蠢的话，他们根本从未面临变成希腊的危险。美国甚至欧元区本应做出更大胆的回应。
欧美衰退与中国无关
中国也许可以说是欧美衰退的得益者，但是显然不是制造者，就如同美国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得益者，但也不是制造者一样，欧美衰退是内生的，而且是体制性的。如果说包容性制度是国家成功与繁荣的原因，而吸取性制度是国家失败与衰退的原因，那么，这同样适用于解析目前西方国家为何停滞与衰败。包容性制度之所以是国家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而吸取性制度则往往由于过度的税收，过高的工资与社会福利，导致资本投资无法盈利，由此结果导致投资萎缩，增长停滞，社会与国家走向衰败。从历史上看，过去200年西方无疑是成功的典范，而这种成功正是归因于包容性制度的确立。但是，当民主走过了头，理性被滥用，当人们沉湎于纵欲享乐的时候，当一人一票民主选举制度变成了福利的拍卖会的时候，那么这种包容性制度也就变成了吸取性制度，这时谁还会去投资，谁还有动力去创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