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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全球未发生通货膨胀?

  

     2018年全球央行陆续退出量化宽松QE,甚至开启加息。

    这场全球加息潮尚未掀起之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场辩论会就已经开始了唇枪舌战――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和瑞银集团董事会主席韦伯站在“市场派”这边,认为央行应该重新思考老一套政策框架;瑞典央行副行长史金斯利和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科尔则捍卫“央行派”的经典框架;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则站在学者的立场,成了全场的调停人。

    达里奥反问现场的两位央行家――“如果给你们两种犯错的机会,一种是允许通胀超调0.5%至2.5%(即推迟紧缩),另一种则是让经济下行(即通胀接近2%目标便开始紧缩,或将导致经济下滑),你会选哪一个?”

    对此,科尔似乎感觉很无奈,在他看来,实现价格稳定是央行的法定使命,具有法律效应,除此之外,央行并不能对经济增速起到太多作用。“经济高速扩张时,的确要警惕通胀超预期上升的这个‘尾部风险’,但货币政策的能力有限,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更大作用。”

    朱民则认为,“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个超长的经济扩张周期会如何落幕?我们又是否能够实现软着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一些国家货币政策的趋势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和央行持续实行量化宽松的非传统货币政策,积聚了天量的货币和债务。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债务/收入比继续上升,特别是财政赤字正形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各国货币当局继续将政府债务货币化,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时期。我们的政策建议则是制定一个中期通货膨胀目标,并用货币数量参数作为中介工具进行预警和调控,并在通货膨胀的合理范围灵活地兼顾其他目标,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

    一般说来,货币政策的多元目标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正确的思路是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保持货币内部价值的合理稳定,从而达到价格稳定的核心目标,这一价格由零售物价指数表征。但是,无论是实物货币体系,还是实行固定或浮动汇率制的法定纸币体系以及各种混合体等,都不能完全保证价格稳定。特别是在世界各国实行浮动汇率下不可兑换的纸币体系以来,20世纪70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后,许多国家货币当局开始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新西兰是最早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1989年12月,新西兰议会通过新西兰储备银行法,1990年正式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至2011年初,世界上已有27个国家货币当局正式采用完全通货膨胀目标制(其中9个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18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其具体时间和通货膨胀目标如图一。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也明确将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到如欧洲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美联储等。

    在拉丁美洲,很多发展中国家也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转变,特别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和拉美债务危机后,至21世纪初则完全采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促使一些亚洲国家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范式,学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范式,它具有简明、单一而专注的目标,良好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同时,作为一种操作框架,它又存在一个通过中间变量集,结合宏观经济调控工具相机抉择的广阔空间,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的优点是很明显的。

    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会引发各种问题,但不退出终将是流动性偏好,从而是货币体系的崩溃。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债务/收入比继续上升,特别是财政赤字正形成真正的威胁,如果各国货币当局继续将政府的债务货币化(通过货币创造来为政府支出融资),我们必然会面临一个世界性通货膨胀时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政府支出占GDP的份额激增是长期通货膨胀的主要成因。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压力就主要发生在政府支出占GDP份额急剧扩张的时期中。因此,未来的十年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甚至是恶性勇货膨胀都将是大概率事件。无论是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复苏,还是从非传统货币政策退出机制的目标,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合理范围,对各国货币当局来说都是头等大事。中国也应当尽快把货币政策从数量或利率调控转换到通货膨胀目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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